立陶宛人自己会回答道:“感谢上帝!”
当时,受到基督教青年会关怀最多的东欧国家是立陶宛的邻国拉脱维亚。 他们将拉脱维亚的国际大都市里加变成了东欧篮球中心,也让拉脱维亚成为欧洲最早的篮球强国。 1935年,拉脱维亚赢得了首届欧洲锦标赛冠军。
当时,立陶宛队与拉脱维亚队进行了一场对决,但以123:10的比分被对手击败。 输球的立陶宛人可能并不太在意。 毕竟,直到1930年代,篮球在立陶宛人心中还只是一项类似于无板篮球的“女子运动”,最早传入立陶宛。
然而这场比赛却刺激了三位改变立陶宛历史的美国人——在立陶宛临时首都考纳斯举行的世界立陶宛人大会上,一群立陶宛裔美国篮球运动员也在其中。 看到自己祖国的体育运动如此落后,三人当即决定留下来。 他们成为立陶宛篮球的种子,两年后,更多的美国球员加入立陶宛篮球。 最重要的“外援”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带领美国队夺得金牌的主力中锋弗兰克·卢宾。 卢宾的父母是立陶宛移民。 成为奥运明星后,一家人回到了家乡。 然而,他的嫂子摔断了腿,不得不留下来养伤。 立陶宛人趁机发出邀请,任命卢宾为国篮首任主教练。
美国的立陶宛移民数量少得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能贡献出这么多篮球运动员也是巧合:19世纪末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立陶宛人选择芝加哥作为重要的定居地。 这里恰好是美国篮球运动的发源地,早期的篮球推广活动主要在这里的学校进行。 只要立陶宛移民的后裔热爱运动,最容易选择的运动就是篮球。
以美国球员为主、实行美式训练的立陶宛队迅速成为欧洲篮坛的一支强队。 1937年第二届欧洲篮球锦标赛上,他们首次受邀参加。 结果欧洲篮球明星,他们五场比赛全胜,并在决赛中以24:23击败意大利,夺得最终冠军。
这次锦标赛激发了立陶宛人参与篮球运动的热情。 一夜之间,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装上了篮子,农村的谷仓变成了没有座位的篮球场。 立陶宛真正成为一个篮球国家。 1939年,为了举办第三届欧洲锦标赛,考纳斯修建了欧洲第一个专业篮球场。 立陶宛队在这里成功卫冕,奠定了考纳斯篮球之城的地位。 考纳斯体育场(馆)建于1939年,是欧洲第一个专门用于篮球比赛的体育场。
民族意识的沃土。 一个国家在某一项运动上暂时强大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要维持下去却并不容易。 许多东欧国家曾经在某些体育项目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政治不稳定和缺乏商业市场很快导致它们衰落。 曾经在世界足坛称霸的匈牙利,如今已经多年缺席世界杯; 拉脱维亚篮球队在二战前与立陶宛有着形影不离的竞争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独立以来,从未参加过奥运会或世锦赛。
立陶宛的民族命运更加不幸。 二战前的苏德秘密协议中,被划归苏联,失去独立地位。 抵抗苏联吞并期间的屠杀和流亡导致人口锐减,篮球事业也遭到重创:美国球员被迫离开,本土球员要么流亡,要么加入游击抵抗。
但正是这种情况,大大提升了篮球在立陶宛人心中的精神地位。 由于不愿意接受自己在苏联的处境,任何可以作为国家象征的东西都被吹捧为立陶宛人的宝贵传统。 战前刚刚夺得欧洲冠军的篮球被视为仅次于天主教的民族主义象征。 立陶宛群众体育也因为其民族意识而高度重视篮球运动。 即使他们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立陶宛人也必须随身携带篮球。
二战后重建的立陶宛职业篮球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 (Ž)俱乐部于1944年在考纳斯体育场前成立,在立陶宛语中意为“绿色丛林”,与德语中的()同义。 正是六百多年前立陶宛波兰联盟彻底击败条顿骑士团的格伦瓦尔德战役的典故。
正是强大的群众基础延续了立陶宛篮球的生命力,让它在苏联体制稍有松动的情况下得以复兴。 立陶宛篮球的复兴始于苏联国内联赛。 萨尔吉里斯俱乐部利用苏联体制的漏洞,提前为当地优秀年轻球员准备了大专录取通知书,让他们免服兵役,从而避免篮球人才被中央陆军队淘汰。 他被一纸命令强行转移。 1985年,依靠这群球员,萨尔吉里斯打破了中央陆军对联赛冠军长达九年的垄断,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实现了三连冠。
凭借在联赛中的出色表现,立陶宛球员占据了大部分苏联国家队的主力位置。 1988年奥运会苏联击败美国国奥篮球队的比赛中,立陶宛球员的表现给NBA球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年后欧洲篮球明星,马修利奥尼斯成功加盟金州勇士队欧洲篮球明星,并将“欧洲步”引入上篮。 带到美国。
1991年9月,立陶宛成为第一个脱离苏联的共和国,他们的第二个信仰——篮球终于可以重返国际舞台。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临近,立陶宛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 新国家没有分配团队的预算。 这一次,是大洋彼岸的立陶宛篮球运动员支持祖国。 随着 等人在美国发起捐款,立陶宛团队筹集了资金参加。
此次立陶宛队虽然被乔丹领衔的“梦之队”挡在决赛之外,却出人意料地与独联体队争夺铜牌。 这确实是立陶宛人最梦寐以求的对手。 最终,他们以82:78击败对手。 立陶宛篮球队身穿感恩而死乐队设计的队服站在领奖台上——这可能是史上最叛逆的奥运队服T恤。
对于这一荣誉,队内球星萨博尼斯感慨道:“在首尔,我(为苏联)赢得了金牌,但在巴塞罗那的这块铜牌是我们立陶宛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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